从山东回京城，并不远。
甚至相对于幅员辽阔、纵横许多纬度的广袤中华而言，甚至都看不出物种的变化。
道路边，依旧还是柳树、杨树、榆树，偶尔会有一些为了备荒而种下的槐树。
道路也是黄乎乎的颜色，沿途的风景，竟是一样的。
和经纬度导致的物种变化类似，大顺这些年的改革，也是一种平滑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幅度，就像是和马车时代的旅行一样，放眼望去，似乎都感觉不到自己在前进。
而不是如同后世的乘坐飞机那般，小睡片刻，醒来时候，或许出发时还是没膝的大雪、抵达时却是鸟语花香。
除非，是外部的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这样迅疾的变化。
而对大部分的京城的百姓来说，这些年的变化是有的，但却没有那种“惊呼”、“惊诧”的变化。
京西煤矿的蒸汽机运用和铁路运输，自然是变化。
但对京城百姓而言，烧煤本身，并不会如马可波罗一样惊呼：中国人居然烧一种黑色的石头。
因为，宋末元初的时候，尹廷高就作诗感叹烧煤的温暖：地炉玲珑石炭红，土床芦蕈觉春融……
不要说烧煤这件事。
就说挖煤引发的罢业、罢工等事情，京城的百姓，也早已见惯不惊。
早在前朝万历三十一年，京城的“煤黑子”们，就已经齐行叫歇，张贴榜文，以至于京城恐慌、大冬天的整个京城断煤无暖，闹出了好大的风波，直接导致了万历皇帝撤换了京城煤矿监管。
总而言之，即便大顺这些年做了很多改革，也在方方面面影响了百姓的生活。
可能从五百年前挖个人过来，忽然来到这里，他会不适应，到处惊呼。
但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面对这种慢慢烧温水一般的变化，并没有感觉到过于惊异、以至于惊呼赞叹之类的情绪。
而是以一种不知道在前进的前进，每个人都把这一切作为生活的正常状态，一点点习惯着每一天略微变化的生活。
当然，这是宏观的视角，或者说是那些暂时还没有被卷入变革中、或者大多数与变革没有非常直接的利害关系的百姓的视角。
而若那些被卷入变革中的人，他们这几十年的感触，定然是不同的。
比如一个简单的从门头沟到京城的铁路，就直接改变了几万人的命运。
京西的驼铃，渐渐消失。
那些养骆驼的、贩骆驼的、拉着骆驼驮煤的、那些在京西开骆驼店或者夜里开大车店供拉煤的驼人休息的小商铺老板……
南苑的砍柴人，靠着朝廷的补贴，种上了苹果。因为南苑的柴草卖不出去了，这么大的皇家园林，里面生存的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也被彻底改变。
这，只是变革的冰山一角。
每一次改变，都会带来诸多的利益博弈和受损。
但，时代的脚步就是这样的：一点点，消灭中产、消灭手工业者、把手工业过的下去有点小产业的市民一步步逼成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只是，手工业者，就像是一颗颗地里的土豆，是分散的、独立的、又不可能如工厂里做工的人一样天然具备纪律性和组织力。
于是，刘玉的变革，就一点点地蚕食着他们，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消灭，尽可能不引发大规模的反抗。即便有反抗，也依靠着手工业者天然的分散特性，将他们分批镇压。
而对时代中的多数人而言，这种缓慢的消灭，又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多数人，依旧还是睡土床、烧石炭、吃馒头、菜里放盐、秋天吃梨冬天啃萝卜。
无非也就是今儿市场上有卖苹果的，第一年吃个新鲜，日后便是家常物；明儿来了一批大洋彼岸的胭脂洋红的染布，小媳妇们滴滴咕咕地琢磨着买一点，才不会管这胭脂虫的大洋彼岸到底在哪；后日不再用火折子吹火筒而用火柴了，时间一久，甚至连吞火柴头自杀这种事都已经习以为常，重点都不再是火柴头而是自杀本身了。
生活在一点点的变化，却又绝对不像后世中国那般，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可能一生经历了世界正常发展的三百年的变化——小时候连电灯都没听过、要拿着高粱秸秆的芯到处借引火；老的时候却可以用手机、略微拨弄一下网络电视了。
而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一个小时候连电灯这种东西都没听过的人，中年时候便连白求恩是加拿大人、电线不能用水浇灭火这样的事情都习惯为生活的一部分。
更何况，此时大顺这种看似剧烈、实则于生活的变化很缓慢的变革。
对百姓而言，是这样的。
因为，百姓所能接触的东西，一定是能量产的。而不能量产的，平民百姓之家是很难接触到的。
但对大顺朝廷内的统治者而言，他们所感触到的生活上的变化，则相对平民百姓而言，剧烈得多。
毕竟，有些东西，这个时代，靠手工不计成本地去搓，是完全可以搓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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