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了一个假期久未谋面的孩子们在开学的那些日子开始沸腾起来，他们在一起毫无保留地交流着寒假中的所见所闻，还愉快的分享了过年期间储备在家中的大量零食。
转眼就到了三月，从1982年起，每年的三月就成了一个特殊意义的月份。
上世纪60年代，全国就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学雷锋掀起新的高潮。因为开放的年代，需要具有时代性典型。其时万物复苏，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素质急待提高。
1982年3月1日，全国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开始了，因此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每年的三月份是“学雷锋月”。以后数十年，仍然还是全国人民每年日常纪念行动的一部分。
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们对“学雷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上学时候，有一部《雷锋的故事》，，还要经常写读后感，雷锋叔叔的故事就深深地刻在大家的脑海之中。那时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每年的那个时候，老师经常组织大家学雷锋活动。都是从身边一些小事做起，比如放学回家在小区打扫楼道卫生、捡垃圾。出门帮助盲人过马路、送走丢的小朋友找妈妈，班级小组一起为孤寡老人家中做清洁卫生等等。在七、八十年代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学雷锋是舍己为人，助人为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也始终是一项提倡助人为乐的公益活动。
其后每年到了3到5月之间，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团体的团组织总要发动团员、青年上街设点，按照自身专长为群众义务修理家电和自行车或理发、提供医疗咨询等，内容较多。他们各尽所能，表达自己学雷锋做好事见行动的愿望。再后来，只要是学雷锋月，不仅是整个合肥市的基层团组织，甚至连驻军和公安系统也参与到活动中来，在各处设立不少义务服务点，得到了广大群众支持与好评。
1986年那个三月里，张不伦所在的班想响应号召，准备像往年一样上街开展一次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比较让人头疼的境地。
路上处处是要扶老人过马路的各个小学的学生。
大街上你去找一个找不到自己妈妈的小孩比花仙子找他爸还难。
想去孤寡老人家做点好事，就城隍庙附近那几个大家平常比较熟悉的几家，上了门才知道这几天各个团组织已经来了七八次了。望着焕然一新，干干净净的家，再看看自己脚上的泥，张不伦他们都不知道是自己来做好事还是来添乱的。
老人家很客气，谢绝了孩子们的好意，还杵着拐棍把他们送到了巷口。
没有了目标的孩子们十分沮丧，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更好的方案。倒是袁老师见多识广，大手一挥：“走，我们去干一件人家想不到的好事去，跟我去擦公交隔离桩去！”
八十年代长江路上的公交车道隔离墩是用水泥制成的，又粗又重，刷上红色和白色的漆，沿着长长的路隔一段放一个，拉上铁链，区别开了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日晒雨淋，远远看去，就像一排裹着一层泥的大土疙瘩。
袁老师从学校找来了抹布，水桶，又找了马路对面的药房，从他们那一桶桶地接出水来，同学们蹲在地上，开始用力地擦洗起来。
那天是班级集体活动，袁老师特别要求，少先队员要戴红领巾，少先队干部要把标志都戴上，因此，张不伦的胳膊上很嘚瑟的又挂起了七道杠。
擦了一阵，好不容易让几个水泥墩露出了原来的模样，腰酸颓唐的张不伦站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挥手冲着不远处的魏林棋大声喊：“嗨，再拎点水来！”
咔嚓一道白光闪过，就看见对面一个中年女子拿着相机，冲他微笑着比划了一个很时髦OK的手势。
活动结束后的几天，袁老师拿了一张合肥晚报到了班级，贴到了班级后面的板报墙上，那是一则关于市里学雷锋做好事的综合报道，上面有一张是张不伦的特写，年少春衫薄，挥手之间，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张不伦看得甚为满意，没想到自己在照片里竟然如此少年英俊。
不过张不伦那时绝不会愚蠢到认为他会因为一张照片而成名人，因此快乐了几天就把照片的事丢到了九霄云外。他有他自己认为高兴的事情，阳春三月，可不正是春游踏青的好季节，学校的其他几个班都开始有组织地开始准备了。
班长贾海燕愁眉苦脸找到了张不伦，袁老师说今年春游想让大家玩得好一点，想多去几个地方，但是除了学校给的经费，钱还是不够。
魏林棋正好走过来，贾海燕冲他招手，说正好你来了，我们商量商量怎么办。
张不伦提出的方法很简单粗暴，钱不够一人再交点班费呗，彼时他身上的压岁钱还有平常伙食费中积攒的结余还有不少，当时就提议一人按两毛钱班费交，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魏林棋的黯然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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