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阮书记在老百姓中间口碑不错，可天下的事总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在那个年代，阮书记还是被人惦记上了。说明白了无非也就是为了权力二字，有人盯上了他的位子。
那段时间比较乱，外面来的人和乡里几个人私下串通好了，准备明天一早带一伙人，直接去公社抓了阮书记，夺了他的权。
结果隔墙有耳，正在办公室的阮书记很快就从好心的乡民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从办公室换了件衣服，拿了点东西，连家都没回就走了。
第二天，要抓阮书记的人气势汹汹地扑了一空。阮书记就此销声匿迹，谁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但就在阮书记逃走的当天晚上，下半夜时分，家在合肥的张奶奶听见有人急促敲门，开门一看，是自己兄弟，呼呼喘着气，穿着又厚又脏的棉衣。
阮书记进家坐下喝了一大碗水，跟张奶奶说：“姐，有人要害我，我要赶紧走了。你记着一件事……”说着，使劲用牙咬开了棉衣上有一块用线缝的地方，掏出了厚厚一叠全国粮票递给张奶奶，接着和张奶奶说：“后面日子可能会很难，你们省着点用，能保住孩子们的命！”
说完就匆匆而去，从此三四年没有音信，生死不知。
在那三四年里，日子确实异常艰难。张爷爷张奶奶靠着自己的一点工资，加上那些粮票补贴家用，总算和六个孩子勉勉强强挺过了难关。
那些想坐阮书记位子的人，接下来的日子却不大好过了，天天斗来斗去，正事也没人去干，很快，饿死了人。再后来，抓得抓，判的判。
不久，等到所有的一切又回归正轨的时候，阮书记突然又回到公社了。于是，一片欢呼。
阮书记告诉乡亲们，那天他走后，跟着就一头扎进了修水利工程的民工队伍里，一待就是几年。
乡亲们恍然大悟，难怪那几个人派人四处调查，却连根毛都没找到。数十万的民工大军，别说想不起来去找，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一定能找出来。
最早的时候，张不伦把这件事一直当故事听。后来长大了，自己又经历了不少事情，有天再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张不伦的脑海中一下突然就想起来四个词：“逃之夭夭，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以乱治乱。”
要权，老子可以给你们。可是老子求爷爷告奶奶，省吃俭用给公社攒的这些家底，老子必须带走了，怎么也能保住自家亲友还有其他不少人的命，总比给你们不明不白糟蹋了强！没了应急粮，看你们怎么玩？
想想，是不是这几个招数？哪朝哪代，这都是一代枭雄的打法啊！
后来，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好了，阮书记也退了下来。不过乡里不管哪家有了大小喜事，都会上门邀请阮书记，并且以能把阮书记请到场为荣。
这也是那些年张爸爸经常提及的故事。
1970年，张爸爸结束了他的知青生活，进了工厂，正式开始了他工人阶级的生涯。
张爸爸最早进的车间叫翻砂车间，最早分配进的班叫大炉班。应该说张爸爸的运气算是百里挑一的，全厂最苦最累的车间和班组都给他撞上了。
一年四季车间内永远高温炙热，干完活去车间澡堂洗澡，永远是一池黑乎乎的水等着你，下面还能踩到炉渣。
但是，那个地方确实是锻炼人的地方，后来从那陆续走出了好几个厂级干部，只是没有张爸爸，当然这也是有典故的。
张爸爸进厂后表现应该还可以，因为张不伦曾经在家里看到过一摞一摞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的奖状证书。
八十年代的一天，车间主任突然来找张爸爸，相当高兴地告诉他厂里今年保送上大学的名额下来了，车间讨论过了，让张爸爸去。正在干活的张爸爸放下铁水炉，看看车间主任，很为难：“我走了，我两个孩子谁照顾？”
车间主任也觉得为难，就是感觉很惋惜，一个劲说：“这还真是一件好事，名额难得，名额难得，要不，你再想想，考虑考虑？”
张爸爸摇摇头：“不考虑了!”一撇嘴，向着另一个班的陈班长方向：“让他去吧！”
就这样，陈班长去了上海上大学，几年后回来，由生产科长而副厂长，九十年代初期辞职又去了厦门，后来成了一个汽车集团公司的高管。就为了上大学这件事，陈班长一直感恩不尽，就是后来去了厦门，每次来合肥，总要专程到张爸爸家登门拜访。
年轻的张爸爸，那会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胆子大。张爸爸准备结婚那年，去找厂里行政科要房子。行政科长是个胖子，因为管着分房，有点权力，平常好耍点官威，一般工人去找他办事总是要被教训半天。结果那天他惯用的那套颐指气使高谈阔论，被张爸爸一记铁掌拍在桌上后，立刻变得哼哼唧唧，开始讲起许多困难。
不过在张爸爸连着堵了他三天，再加上下午主动去学校，帮他接了儿子送到办公室，并且很客气告诉他你家小孩在哪个年级哪个班我现在都知道了，有空再去你家看看后，立刻一脸悲愤，不情不愿的拿出了房子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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