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率先成就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一时期，齐国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了国力的大幅提升，在诸侯中树立起了强大的威望，对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的治国理政与争霸战略提供了经典范例。
齐国在西周时期本就是东方大国，有着雄厚的基础。姜太公受封于齐地后，因地制宜，“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使齐国经济迅速发展，在诸侯国中崭露头角。然而，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纷争加剧，齐国也面临着内部政治矛盾与外部竞争压力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齐桓公与管仲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齐国的霸业征程。
齐桓公，名小白，本是齐僖公之子。齐僖公死后，齐国陷入内乱，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辅佐下，抢先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之初，深知欲成就霸业，必须有贤能之士的辅佐。此时，他不计前嫌，听从鲍叔牙的建议，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名夷吾，是春秋时期着名的政治家。他早年辅佐公子纠，曾与齐桓公为敌。但齐桓公看中管仲的才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的改革也由此拉开帷幕。
管仲在政治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提出“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所谓“叁其国”，即将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工商乡主要从事工商业生产与贸易活动，士乡则是齐国的军事与政治核心力量。由桓公、高子、国子各管五个乡，这种分层管理的方式，明确了统治阶层的职责与权力范围，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也加强了君主对国都的控制。“伍其鄙”则是将鄙野地区分为五属，设立五大夫、五正官分管，对农村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组织与管理，使齐国的基层治理更加严密有序。同时，管仲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官吏选拔与考核制度，“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通过对官吏的品德、才能、功绩等多方面进行考核，选拔出了一批贤能之士担任各级官职，为齐国的政治清明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领域，管仲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政策。农业是当时的基础产业，管仲重视农业生产，提出“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地势高低以及产量多少等因素，对不同的土地征收不同等级的赋税。这种合理的税收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齐国农业的发展。在工商业方面，管仲更是有着独特的见解与举措。他积极鼓励工商业发展，设置专门的官员管理市场，维护市场秩序，“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管仲重视商业贸易的作用，降低关税，“关市讥而不征”，即对过往关卡的货物只进行检查而不征税，吸引了各国商人前来齐国经商贸易。齐国的商业因此迅速繁荣起来，都城临淄成为当时着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临淄的繁荣景象。
军事上，管仲对齐国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完善。他推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政策，将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相结合。把全国民众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每家出一人为士兵，这样既保证了军队的兵源，又使士兵之间有着紧密的地缘与血缘联系，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同时，管仲注重军队的训练与装备建设，加强军事教育，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与作战技能。齐国在管仲的军事改革下，建立起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为其对外争霸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凭借齐国强大的国力，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开始了其称霸诸侯的征程。“尊王攘夷”策略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与战略意义。当时，周王室虽然衰微，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齐桓公尊崇周王室，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召集诸侯，讨伐不臣，这就使他的争霸行为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与正义性，能够得到众多诸侯的支持与拥护。例如，在齐桓公与诸侯会盟时，常常会邀请周天子的代表参加，以显示其对周王室的尊重。“攘夷”则是针对当时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而提出的。春秋时期，北方的狄人、南方的楚人等少数民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时常入侵中原诸侯国，烧杀抢掠，对中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齐桓公以“攘夷”为号召，率领诸侯联军抵御少数民族的入侵，保卫了中原地区的文明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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