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隋文帝便带着百姓跑到洛阳去吃饭，因此得到了“逐食天子”的美名。
到了隋炀帝时期，开凿运河，一方面是想摆脱关陇世家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和解决关中和长安的缺粮问题有关。
初唐时，由于战乱的关系，人口大量减少，再加上李渊和李二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每年不过二十万石，问题还不算突出。
等到了高宗继位，缺粮问题便尖锐起来，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率领群臣禁军跑去洛阳就食，最后一次的洛阳行，更是死在了路上。
按理说，大运河已经开凿完工，漕运到洛阳几乎不费什么力气。而从洛阳到长安，距离也不算远，何至于如此难运呢？
事情并不象想的那么简单，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洛阳和陕州这段路上。从洛阳逆水而上，在三门峡砥柱这个地方，水情复杂、暗礁极多，经常是船毁人亡。
所以，洛阳的洛口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而能运到长安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
“朝廷每年都要在漕运上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有斗钱运斗米之说。”马周苦笑了一声，作了总结性结束，“齐霖亦知陛下欲对高昌用兵，以十万人马、半年之期计算，所需粮草物资可谓海量不可计数啊！”
就算老子不改革漕运，高昌不是照旧被灭掉了？当然，漕运改革不仅仅是关系到粮食问题，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金钥匙，这才是老子看重的事情。
某些史家对于漕运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这加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剥削。其实，立足于社会经济的视角，漕运，就不是孤立的运粮活动。
漕运兴盛，水运价廉，必然促进南北商品的流通。江淮、江南的经济发展已经势不可挡，但限于运输，并不能使北方得到更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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