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的发展，是传统封建王朝最大的危机。
这一点，不论是皇帝，还是刘玉，在结论上是有共识的。
结论有共识。
只不过，两个人的推理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这又再一步退回到“重农轻商”这四个字的内涵上了。
以皇帝的视角来看，工商业发展造就的王朝危机，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过快，从而造成土地兼并加速。或者说，根源是土地私有制下的自由买卖问题。
而已刘玉的视角来看，工商业发展造就的王朝危机，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业发展，诞生了新的阶级，新的阶级的力量会急剧扩大，导致新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彻底打破小农、地主的封建王朝的旧逻辑。
或者说。
以皇帝的视角看，工商业发展、资金积累、土地兼并等问题，埋葬的是大顺王朝。
但王朝运行的逻辑，依旧没变。只不过，下一个王朝，可能不姓李。既说大顺当初在市井间散播什么李家来复朱温的仇，说不定日后也有人散播什么杨家来复李家的仇。
而以刘玉的视角看，工商业发展，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埋葬的是封建王朝。而不是李家取代朱家、杨家再取代李家的问题。
如果说，皇帝有唯物史观、阶级史观。
那么，刘玉再怎么忽悠，也没有任何卵用。皇帝如果懂唯物史观、懂阶级史观，一定会反对工商业发展，因为从这个史观、和他的屁股坐在哪，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桉，也即会坚决反对工商业继续发展。
但是，皇帝不是。
用刘玉的话讲，皇帝是“变种的洋务运动”脑子。
或者说，是太空歌剧“史观”、是魔法蒸汽朋克“史观”、是抽象的技术进步史观——亦即，技术的进步，并不去考虑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关系的变动，而是以此时此刻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幻想技术进步之后的世界按照此时的社会意识来运行。
两个人的史观不同。
但两个人不管真心假意站在封建王朝、封建皇权上对工商业发展与皇权和封建王朝的不对付的“结论”相似。
但是，史观的区别、推理过程的区别，也就导致了，刘玉这些年“披着封建主义外衣进行的激进资本主义变革”得以实行。
而回到工商业发展的问题上。
按照皇帝的史观，逻辑，推理，去考虑问题，就必须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对症下药”。
简单来说：
皇帝为什么反对工商业发展？
因为土地私有制加自由买卖，工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过快，导致兼并速度加剧，伤小农之利。
而小农，是封建王朝的真正的统治基础，基本盘，力量来源。
如何让皇帝支持工商业发展？
无非两点。
其一，找出办法，哪怕是忽悠，忽悠的角度也必须着眼于“有办法既发展工商业、又不侵小农、能够维系帝国的基石”。
其二，用技术描绘未来，告诉皇帝，或者说让皇帝看到，技术进步可以稳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说，拿着一个航海钟给1760年的封建帝王看，封建帝王肯定会认为是奇技淫巧；而你抓一把化肥给皇帝看，皇帝就会认为科技是有益的。
因为，传统封建王朝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土地、亩产、粮食、和人口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要注意，这里的主体是封建王朝，而不是中国、中华民族或者别的什么主体。意思就是，在不考虑皇帝自己造反的前提下，站在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亩产、粮食、人口的问题。
既然以封建王朝为主体，那么就必须考虑到：首先，皇帝对数万里之外的殖民地，不感兴趣，因为皇帝知道，帝国的统治疆域已达极限，更远的地方和皇朝无关，反倒是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太远的地方肯定会分离出去；其次，封建王朝不会主动完成土地制度的变革，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就是此土地制度的受益者、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地，利用保守甚至反动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为新时代的诞生做铺垫。也即让旧时代的母体，吃饱喝足，增加体力，免得难产，并且把新时代这个必然要吞噬母体的婴孩，在腹中养大到不能夭折的强壮程度。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依靠着封建主义的外衣、靠着鼓吹地主贵族阶级的重要性，实际上却是在实行最为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样。
刘玉也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借助皇权的力量，在一种“这在加强皇权”的外衣下，完成了诸多改革。既包括激进到荡平了盐业小生产者、迈到了萌芽托拉斯的盐政改革；也包括了废弃大运河、以及琢磨着修筑从京城到汉口铁路的改革。
同样的，在这场关于“工商业发展”的讨论上，刘玉也始终抓着这一点——即，皇帝不是唯物史观、不是阶级史观，所以以皇帝的史观，所担忧的东西并不是旧时代的真正的绞索。而皇帝所担心的东西，理论上是可以通过统治术来回避的，而真正的绞索，皇帝并不可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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