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可以看出，歌德把浮士德的性格矛盾作为一个波澜层迭的过程来描写，并且揭示出这一过程中人物的内心矛盾是推动人物性格发展的动力。在生活道路上，浮士德能不断地对周围的一切特别是对自已进行彻底地否定，他最后之所以投身于改变自然的伟大事业中，是经历了尝试，碰撞、失败的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
以上我们谈了浮土德性格中的矛盾及其发展过程。那么浮士德性格发展的方向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自我“否定”，这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即事物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一个人，其性格都受着三面撞击:环境、他人、自身。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活动中，在与人们的关系中才能最丰富地表现出来。而人的内心意志、目的和要求是造成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的起因。同时，每个人与环境、他人的撞击所产生的行为又必须，也只能通过自身性格的相互搏斗和碰撞来最后确定。所以，人的性格的自我撞击是其中最关键的一面。歌德在他的诗剧《浮士德》中，正是通过浮士德自身的不断自我否定，向我们展示了浮士德不断追求理想，探索真理和热爱生活的过程，并且以浮士德的性格矛盾为中心线索，描述了他的精神面貌、内心和外界的矛盾，以及他对于人类远景的向往。从而肯定了人类在矛盾斗争申才能求得前进的辩证思想。
在浮士德生活经历的五个阶段中，性格的矛盾斗争过程，正是以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进行的。通过这一系列否定的连琐反应，浮士德最终肯定了只有投身于改造世界，为社会谋幸福，才是人的崇高理想这一观点。
浮士德在探索中虽然有时妥协，甚至感到绝望，但是他却总是积极进取的。他的一生不断追求真理，不断抛弃幻想，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抛弃旧的自我，走向新的自我的过程。歌德在《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场中就寓意深长地安排了浮士德自杀这一情节。固然，浮士德的自杀在逃避现实这一点上与维特是相同的，但维特终究完全绝望，自毁自弃，以此了结了痛苦的生存。浮士德选择自杀，并非要由此结束对理想的追求，而是以自杀为转机，不惜一切重新追求。所以，在诗剧中，浮士德自杀后没有死，而是在“基督复活了”的声音中得到了复活。复活后的浮士德抛弃了因袭的重负，冲破了神学的羁绊，从中世纪的樊笼里走了出来。因而，决心自杀，蕴含着浮士德精神觉醒的契机，表示他完成了与旧生活的彻底决裂。是他对旧我的否定和对新我的肯定。浮士德在其各个生活阶段的转折关头，都经历了与自杀相类似的死而复苏，即由否定而至否定之否定这样的过程，以此实现弃旧图新。这种否定而至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是标志人物实现生活转折的一个特征，它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矛盾得以发展的秘密:这就是不断地抛弃旧的自我，而又不懈地转向新的自我。戏剧最后写到浮士德死后，魔鬼与天使们展开了一场争夺浮士德灵魂的斗争。最后，天使们胜利了，他们高举着浮.士德说:“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来我辈均能救。”表明代表新的、向上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否定因素，不论在它成长过程中碰到多少艰难处境，总是会取得最后胜利。
歌德一贯主张:艺术决不是自然的简单再现。在《歌德谈话录》里，他认为:“艺术家要仿佛把更精妙的比例分寸、更高级的形式。更基本的特征”③融合到特殊中去，从而使特殊典型化，这样方能显示出一般来。同时他强调“如果特殊表现了一般，不是把它表现为梦或影子，而是把它表现为奥秘不可测的东西在一瞬间的生动的显现，那里就有了真正的象征。”①浮士德的故事虽然来源于中世纪民间传说，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比其更具有普遍性。歌德用浮士德作为象征“试图对到达了当时那个阶段的人类的诸发展环节作一个全面的理解，并将它们的内在运动、它们的自身规律性表述出来。”⑤作者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特征。浮士德的一生概括了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三百年间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和精神苦闷。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个阶级在社会实践方面的落后状况。
首先，浮士德的性格充满着矛盾的两方面，正是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表现。即作为革命阶级的反抗、进取的一面和作为剥削阶级的软弱、妥协一面的矛盾。固然，浮土德的自杀是一种弃旧图新的手段，但毕竟不能表示他是一个强者。他只是作为一个弱者处于绝望困境中被迫作出的选择。他的自杀和回避终归是一个软弱意志的苦闷的斗争方式，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行为。所以，浮士德整个性格中最基本的特征和最深刻的矛盾就在于:它始终交织着对未来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对当前现实的隐忍妥协。看到宫廷的腐败，他不是反抗，而是尽心竭力地为这个濒于灭亡的王朝服务，设法维持它的统治。尽管浮士德常常慷慨悲歌，毅然决然地奋起，但却又完全缺乏破坏现状，抗击环境压力，敢于咄咄进逼的斗争锋芒。这恰好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现实的妥协和迁就。是那个时代年青弱小的德国资产阶级与狭隘、鄙俗的社会现状之间悲剧性冲突的产物。
其次，浮士德一生的顽强追求，毕生奋斗所取得的完全是自我精神的发展。浮士德实现理想的方式是回避革命斗争，以个人的道德完善和改造自然来代替社会革命，把杜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只归结为“永远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同启蒙时期许多思想家一样，回避社会革命，把社会改造归结为个性完善的过程。浮士德最后找到的乐土，似乎说可以不消灭现有的反动制度，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建立理想的世界，这只能说是歌德的幻想，也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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