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柔与刘协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
刚起程南行的时候，他还非常担心。一方面是周忠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听说了不少事，觉得天子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尤其是他还有着陈留高氏的世家身份。
如果天子要刁难他几句，他一点也不意外。
他也做好了准备。
但他完全没想到，天子不仅没有刁难他，反而非常信任他，开诚布公的表示要以王道为念。
天子要践行王道并不是什么秘密，却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觉得天子践行王道只是嘴上说说，为打压世家、强行度田找借口的人大有人在。
毕竟天子虽然还权司徒、司空，却没有完全放手，干涉两府公务的事常有发生。去年的海外逃归桉最终判处得那么重，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天子震怒，直接干涉了司空府的决定。
如今要变旧法、立新法，天子会不会将私心写入成文的法律，很多人是有顾虑的。
司空周忠就是顾虑最重的人那一个。
现在与天子见面，天子坚定不移地说要以实现王道为目标，态度真诚，毫无掩饰，高柔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有了这个前提，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两人随即讨论了秦法以来的源流、得失，为律学堂的创建和新法的制定定下基调。
具体的条文，刘协没有多说，这方面不是他的专业，也母须他操心。
他看重的是新法的原则。
为此，他郑重地向高柔重申了四民皆士的两点意义。
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大家都是士，不能因为你是读儒经的就高尚一些，我是修木学、医学的就低人一等。礼不下庶人那一套暂时不论，将来制礼的时候再考虑，但刑不上大夫不要再提了。
刑不上大夫本是给贵族留体面，但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变了味，变成了权贵枉法的借口。
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必须在新法中予以遏制。
如果犯了法，一律平等。该杀的杀，该流的流，该徒的徒。
二是法律是底线，不能强人所难，尤其是不能逼百姓造反。
秦法之所为恶，就恶在他剥夺了百姓的其他选择，让百姓除了耕战之外，没有任何出路。不仅如此，秦法还利用苛刻的条文设下陷阱，使百姓动辄触法，一不小心就成了罪犯，成了国家免费的劳动力，被敲榨至死。
汉承秦制，汉初的法律同样严苛。后来经过儒学改造，相对宽松得多，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仅没能修正秦法失败的因素，反而毁掉了秦法成功的因素。
对权贵宽容。
看似南辕北辙，却殊途同归。
对权贵宽容的结果，就是对百姓不利。权贵、豪强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大肆兼并土地，却将承担赋税的责任推给百姓，最后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能揭竿而起。
他们不能耕，只能战，而且不是为国为战，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相比于秦国的耕战制度，看似宽仁的汉法造成的后果却一点也不宽仁。
高柔对刘协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他也承认，兼并问题是导致汉末大乱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导致这一点，与儒家对法家的改造有一定的关系。
在制定新法的时候，必须加以考虑。
学术的研究可以做长远考虑，为零陵甚至江南诸郡培养官吏的进程却不能慢，刘协与高柔商量，先对零陵郡的郡县主政及执法官员进行相关的培训，让他们了解相关的制度，并对执行中的一些疑点难点进行厘清。
地方官员是与百姓接触最密切的人员，他们能否依法办事，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感受。
很多时并不是朝廷的法令有问题，而是地方官员执行的时候或有意或无意的走了样，使百姓无法承受，不得不奋起反抗。
当然，有时候有法不依也是出于无奈。朝廷制定的条文不考虑地方执行的难度，过于想当然，地方根本执行不了，只能当个摆设。
刘协要求高柔多与学员交流，了解地方执行时遇到的问题，将来反应到新法的制定中去。
高柔欣然答应，同时也提醒刘协，要做到这一步，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人手，当然不可避免的也会消耗更多的财力、物力。
刘协笑了。他提醒高柔，之前就说过，立法以实现王道为目标。如何才能实现王道？自然是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
只要不违背这个目标，适当的加大投入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这就像投资一样，如果一分投资能带来两分效益，为什么不投？不仅要投，而且要加大投入。只有当投资超过可能带来的效益时，才需要考虑控制投资，以免得不偿失。
说到这里时，刘协意味深长的提了一句，就像当初邓太后扩建太学。
邓太后扩建太学，增大了朝廷开支，却不能发挥太学生的价值，反而让交游、议政之风盛行。太学生不治学，整天忙着互相吹捧，高谈阔论，甚至聚众闹事，影响朝政，那就是投资失败的先例，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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