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郭斌回到士府的时候，王越便在吩咐下面开始准备酒宴。可以说，郭斌对于林邑国王范熊的处置很是妥当，他将其直接送到颍川的行为，使得整个交州官场都与此事脱离了干系，也算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交好了交州的豪门大户与整个交州官场。
本来嘛，这个事儿便一直是郭斌一方的独立行为，到时候陛前献俘的好事儿交州官场上也没有人能分得了功劳去。可是这事儿万一真的办砸了，如果里面再有交州官场上的影子，那罪责可就是大家一起承担了。到时候板子打下来，郭斌自然要吃得最多，可其他人也少不了吃挂落。
郭斌南征北战，大大小小战斗几十近百次，立下的功勋也是有目共睹，如今更是海内知名。要说朝中知兵之人，除了皇甫嵩、朱儁，就属郭斌了，便是卢植怕也差了一筹。毕竟卢植在黄巾之『乱』中所立功勋并不甚显眼，广宗之战更是打到一半便被朝廷换了下来。再说董卓，虽确是因为西北羌『乱』升上来的武将，在面对西北『乱』军的时候也挺能打的，可黄巾之『乱』中接了卢植的位子后，求胜之心太过『操』切，导致大军失败，被困在广宗城内的黄巾军主力更是差点儿突围而去。
而相较之下，郭斌独身入敌营，说降黄巾大军最堪战的十五万主力大军的事迹则要耀眼得多了。再加上后来在匈奴单于庭中怒斩羌人使者，在塞外击破鲜卑大单于和连所率大军，更是将整个大汉朝廷都头疼不已的和连在阵前斩杀，那名声可就大了去了。非但习武之人对其极为崇拜，便是士人之中，对其也多有赞颂之辞。
在广大士人眼中，郭斌师从于司马徽，又有当世大儒如蔡邕、卢植之流对其推崇备至，便是国朝中流砥柱一般的帝师杨赐，对其也是另眼相看，更是与他多有诗书往来。那一首得了天子赞赏的《石灰『吟』》，更是在三两日内便传遍太学。
当初郭斌初次进京时，一篇少年中国搅动了京师文坛，后来专门写给乃师司马徽的《陋室铭》也是广受追捧，更不用说那一手潇洒飘逸，卓然自成一家的行书了。再加上当初郭斌的一封奏折搅动京师朝局，在解除党禁一事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根更是参与了救援王允一事。因此，在士人们看来，郭斌虽确是武功卓着，却始终还是文人，是实实在在的自己人。
儒家讲究的便是学而优则仕，儒门中人又有哪个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才苦读的？因此说儒家是世俗的学问，那是半点也不冤枉，想要做官的，谁还没有点儿利禄之心呢？否则那官儿怕也做不长久。
综合种种原因，郭斌非但没有其赫赫武功而被士人视为异类，反而因此广受文人们羡慕追捧，朝中要说起知兵的统帅来，郭斌怕便要后来居上了。
郭斌广受士人追捧，又是世所共知的天子宠臣，更是手握重兵，位高权重的朝中重臣。这交州的事情便是搞砸了，他也能撑得住。可是交州的官员或者豪门，本便远离中枢，又没有什么过硬的背景（若是有过硬的背景，也多不会被贬到岭南来了，当然朱符是个例外），这事情要是天子怪罪下来，那可不是寻常能抵挡得住的。
因此，郭斌将交州官场的人与此事摘得干干净净，既遵循了官场的规矩，又符合了普通的人情，在交州算是结下了善缘。混迹官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所最爱做的都是有旧例可循，最好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地定能获得成功的事情。如若不然，自然是能躲就躲，能不沾身就不沾身的。
待与士燮和王越师徒二人秘议之后，天『色』便已黑了下来，算算时间，朱符差不多也该到了，郭斌便没有回先前住的院子，而是直接与士燮师徒二人往招待朱符的花厅行去。这花厅郭斌尚是首次前来，虽不甚大，却处处透着富贵，而这富贵却丝毫不显得庸俗，反而带着点儿雅致在其中。花厅之中，一花一木的大小样式、乃至摆放的位置角度，都恰到好处，使人身心舒畅。郭斌心中了然，想来这又是出自士燮的手笔。士燮文采武功，俱臻上乘，单从这布置之中，便瞧得出其胸中丘壑。
过不多时便有下人来报，交州刺史朱符来访。
郭斌与王越连忙起身前去相迎，将朱符迎进了花厅之中。朱符先是恭敬地与士燮叙礼，众人方依宾主落座。郭斌此番迎接朱符并非自降身份，他邀请朱符来此，也算得是半个东道，况且朱符刺史的身份目前很是特殊，官秩虽不甚高，却是手握重权，如今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又多加了军事指挥之权。因此，除了那些迂腐守旧之人，便再没有人将刺史看做官秩低微的幸进之徒，此时的刺史已经隐隐然成为一州实际上的主官。
这种情况的形成，直接的原因是黄巾之『乱』。尤其是黄巾之『乱』的第二个阶段，遍布天下各地的『乱』贼，使得朝廷不得不将军事权力下放，而军事权力的下放无疑又会牵扯到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下移。经济、政治、军事三者从来都不是割裂开来、单独存在的，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想要地方『政府』形成独立的军事权力以形成对日益羁縻的地方治安的控制力，地方『政府』便要具有独立的财政权力，也就是赋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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