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度在减少州或省一级行政级别、节约行政成本的同时，毫无疑问也给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带了来极大的压力。文官制度所带来的，除了知识化、专业化与法制化，还有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文件，这在没有电脑、甚至连纸张都并未普及的时代，是一项繁重的脑力和体力工作。
因为郡的面积是很小的，这传承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面积小的现实状况，而当全天下一百五十个郡国大大小小各种事情都集中到中央『政府』那里去的时候，便是有三个皇帝也忙不过来啊！即使是在后世，交通如此便利，通讯如此发达的时代，全中国也不过有23个省、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5个自治区。
因此，刺史权力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解中央『政府』的行政压力。
到了东汉末年，尤其是黄巾之『乱』爆发以后，刺史在军事上的需求则体现得愈发明显了。因为到了黄巾之『乱』的第二个阶段时，黄巾军早已被官军打散，再组织不起足可对抗中央『政府』的强大军力，因此许多太平道首领乃至冒太平道之名的江洋大盗与山贼，便啸聚山林，招募无家可归的流民和混迹江湖的绿林好汉入伙，结寨自保、劫富济贫。
在面对这种小规模战争的时候，中央『政府』若是都要派遣大军前往剿灭的话，那压力可就太大了。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大军调动，总要准备好兵器甲胄，总要备好粮食物资，总要提前将马匹喂饱了。无论是人还是马，在战时与平时的供养都是不一样的，所谓皇帝不差饿兵，要上场打仗了，吃几顿饱饭不过分吧？马匹要上战场了，总要多喂点儿饲料让它长长膘吧？否则战事一起，这饲料再运到前线，其间的花费那可海了去了。若是不然，一旦战事起时来不及喂肥了战马，那在战场上不论伤亡，只是消耗马力一项便不晓得要有多少马儿“非战斗减员”。
即便在坦克出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之内，骑兵依然是决定战场胜负的重要战略力量之一。而在汉朝，骑兵数量的多寡，骑兵的战力强弱与否，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战争的进程。可以打个比方，在战略作用这一点看来，骑兵与后世的战略轰炸机便颇有相似之处，凡是在其作战半径以内的战略目标，都是其重点打击对象，因此战马的作用便愈发凸显出来。
那么这一番算计下来，若是由中央『政府』组织兵力进剿各地的黄巾贼寇，其中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较之去年南北两次大规模的会战都要多得多。因此，自今年年初起，朝廷之中便出现了一个声音，说是四方扰攘，原因便在于刺史权力太轻，并提出了要朝廷加强刺史权力，以应对分散在各地的黄巾余孽的现状。
因为现在的状况是各个郡县各自为政，黄巾贼在一地受挫之后，往往便转战到其他的郡县去了，这边虽然赶跑了黄巾余孽，立了功劳，可黄巾军实际的损伤却并没有多少。打个比方，颍川郡境内的黄巾军余孽被郭斌打败了，赶出了颍川郡，可这股余孽却又跑到了汝南作『乱』。郭斌虽然立了功，可黄巾贼并没有伤筋动骨啊！
而若要颍川的部队越境去汝南作战，那却是万万不能。为什么呢？首先，汝南郡的太守是不可能同意的。你派兵越境作战，这不是说明我没有能力剿灭黄巾贼嘛！况且，我也可以组织郡兵去剿灭黄巾军啊，我也有亲信需要安排，我的亲信也需要立功啊！你这样越境作战，这不是抢功劳是什么？
其次，颍川郡的太守也不可能这么做，因为没有什么好处嘛！第一，汝南郡太守和汝南郡内大大小小的豪门你得罪了，阻碍人家升迁之路了嘛，哪个做到郡守的后面没有人？第二，战争的输赢从来都是说不准的，你越境追击倒是出了风头了，若是赢了，朝廷自然会嘉奖你，可你这不按规矩办事的小子却又会受到朝中大佬的忌惮，谁知道你是要做王莽还是霍光？而你一旦输了甚至只要是没有立刻获胜，剿匪不力的罪名便会被坐实。到时候你得罪的人便要来落井下石了。官场做官，讲究的便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稳稳当当地将能拿在手里的功劳攥紧了便是能耐，又何必甘冒奇险去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因此，如今许多黄巾余孽便多选择在两个或几个郡的交界之处立营，这样一个郡的官军前来剿匪了，便可以迅速转移到相邻的郡中去，等风声一过，就又可以再转战回来。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法，被黄巾余孽们用得极是顺手，或许这就是游击战法的滥觞吧？
而这种战法，无疑又会给朝廷剿灭黄巾余孽带来极大的不便，明明再往前追过去便可将其完全剿灭，可碍于行政规划和朝廷的制度，却非得眼睁睁地瞧着他们跑了。因此，几个郡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黄巾余孽，便成了极为迫切的要求。
可是蛇无头不行，在征讨黄巾余孽上大家是有共同的需求，可大家都是二千石的太守，凭什么便是你做大军统帅？因此，现成的刺史便入了朝廷的眼中。单论管辖的地域，刺史较之郡守大了几十倍，平日里刺史又对郡守有极强的压迫力，双方是监察者与被监察者的关系，在面对可以『插』手郡中一切事务的刺史的时候，太守们天生便处于心理和权力上的劣势，因此由刺史担当剿灭黄巾余孽战区司令的大任，正是合适，理由也是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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