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斌吩咐张世平与苏双，将议定的政策向塞外三城的居民公布之后，霎时间便激起了民众对于塞外三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所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归根结底，无非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保证了塞外三城的存续，自己的切身利益方可得到保护。构建塞外三城中居民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相关，便是郭斌这一番策略的根本。
然而，即便是构建了利益共同体，想要迅速形成战斗力，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中国人自古便对于当兵有种抵触心理，这种心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方逐渐扭转。
这种心理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而士兵极低的社会地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自古便有将罪犯或者身份极低之人充军的惯例，在《水浒传》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所谓的“刺配充军”。
根据《史记》记载，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所谓“适遣戍”，即作为惩罚手段把这些人遣送到南方来守边御敌。这批人号称“五十万人守五岭”，因此他们对于秦王朝极欠好感，以至于在秦末的农民起义中，这一批被后人视为“精锐”的力量，并未为了挽救秦朝廷而做出努力。
到了汉朝，也有发闾左、赘婿戍边的记载，所谓闾左，指的是居于里门左边的平民百姓，而这里便是古代贫苦人民居住的地区。至于赘婿，在秦汉时期，其地位则等同于奴婢。因此，征发闾左、赘婿从军，便基本等同于欺压贫弱了。而在这个时代，士兵亦即穷人或罪囚的代名词。
况且，在如今塞外三城危如累卵的时刻，征发士兵在许多居民眼中无异于去送死。他们本便是“戍边”的“罪囚”，朝廷借着鲜卑人之手将他们铲除干净，亦是极“合乎情理”之事。便是为了保卫家乡，不是还有别人吗，为什么我非得跑到前头去拼命？
郭斌对于国人的这种心理极为熟稔，可为了在五万鲜卑精锐大军的围堵下给塞外三城找到一条生路，非得激发起全体士民参战之热情不可。他也想凭借着几句话的鼓动，凭借着所谓的“保家卫国”的大义感化他们，使得他们为自己卖命。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种虎躯一震，王八之气四溢，别人纳头便拜的事情或许只存在于小说中吧？
因此，想要激发起居民们参军参战的热情，唯一的方法便是利益刺激。而“不学无术”的郭斌所能想到的，便是商鞅变法中“耕战”的策略。具体说来，便是以军功授爵的二十等爵制。
因为身份地位的限制，郭斌自然不可能做出以军功授予爵位的承诺，而且即便他做出了这种承诺，也没有人相信。因此，他便将这种制度做了改变，塞外三城的居民们可以依军功获得相应的利益。凡是在战斗中斩获一个敌军首级的居民，可以使其全家获得自由民身份，而自由民便可以拥有所居住房屋的所有权，同时将“垦荒五年”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规定缩短至三年。而若是在战争中斩获了两颗首级，便可在获得自由民身份的基础上立即获得塞外三城附近五十亩土地的所有权，并可以优先租借官方的耕牛和种子。
这种利益的刺激，使得塞外三城中的居民们彻底陷入了疯狂：便是在太平年月，想要获得五十亩土地亦从来不是简简单单便可以的。许多家族奋斗几代人怕亦难以达成这个目标，可如今只要获得两颗首级便能提前实现，这对于手底下有点儿功夫的一众原黄巾军俘虏来说，无异于一针兴奋剂。说到底，他们当初跟随张角传播太平道，为的不也是这些吗？
对于这些混迹江湖的亡命之徒来说，这就是可以成为“富一代”的绝佳良机，他们哪里有不踊跃参与的？因此，郭斌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便凑齐了三万大军，他带了两万前来升龙谷中伏击和连，其余的交给戏志才用以充作民夫和守卫根本之用。正是因为事先这么周密的布置，他方能在面对鲜卑大军时，于兵力上不至于捉襟见肘。
骞曼所率两万大军，虽亦是鲜卑人中极精锐的勇士，可较之作为和连亲卫的一万精锐铁骑，却还是差了不少，只装备一项，双方的差距便极为明显。和连的这一万铁骑，一个个所带的战马都是鲜卑族中最神骏的，而其周身的甲胄，更是基本达到了郭斌所部的标准。非但一个个装备了皮甲，有的人更是带着铜盔，因此箭矢的攻击对其影响较之普通鲜卑人要小得多。否则郭斌只需命人将进出山谷的两口堵住，让人以箭矢攻击便可，哪里用得着那么麻烦？
此时，骞曼所部在升龙谷北口外从容立定营寨，郭斌却也并未过分『逼』迫，只派遣张飞率领麾下最精锐的七百部曲去其营前『骚』扰一番。骞曼大军行军大半日，虽也是人困马乏，可汉家士兵更是奋战半日，虽因大胜而士气高昂，可体力的消耗较之鲜卑大军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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