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虽然临时赴任起居注，可还是不忘提醒神宗王安石变法是邪术，王安石是小人，要神宗远离小人。
按照北宋进谏制度，凡谏官进谏的，皇帝批示后要转交给两府的宰执，由中书或者枢密院讨论谏官提议并提出解决方案。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神宗完全仰仗王安石贯彻新法，是对范纯仁不胜其烦，将他的奏疏全部压住不发。
神宗想保持和睦的朝政，范纯仁可不这么想，自古正邪不两立，范纯仁把给神宗所上奏疏全部又撰写了一便，单独又报给了中书。
范纯仁这种突破常规的进谏方式终于触怒了王安石，王安石找到神宗，怎么办给个话吧，今天有他没我。
神宗无奈的授意王安石，找个好地方安排范纯仁外放做官吧。
求仁得仁的范纯仁被贬出京，到了成都路任转运使。宋朝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转运使相当于高官，范纯仁就负责成都及其附近州县的所有行政工作。到任之后，范纯仁安排管辖的成都路所有州县，不得执行任何新法。
消息传到朝廷，王安石再次大怒，按照制度给范纯仁定了个执行不力的过失再次将他贬谪到了庆州去当了个知州，范纯仁终于暂时消停了。
苏辙也好，范纯仁也好，虽然都有一定名气但毕竟只担任中层官员，鉴于宰执班子里中书枢密院两府都已经被王安石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么全天下如今能跟王安石掰掰手腕儿的，也就只有司马光一个人了。
熙宁二年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集团的主要骨干之一吕惠卿展开了一场猛烈的对喷。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先生主持编纂了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治通鉴》，担任翰林学士其实就是因为资治通鉴已经基本编写完毕，神宗需要司马光拿《资治通鉴》当教材来给自己和太子讲学。
司马光也是有意思，因为又要完成最后的审定和日常的经筵，担任翰林学士后的工作非常忙，已经没空关心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了。但王安石的这一通折腾他原本是不赞同的，于是就在讲学的时候夹带私货，嘲讽王安石。
吕惠卿是嘉佑二年进士，三年地方官任期期满之后回京述职遇到了王安石，在交谈过程中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非常赞同。王安石创制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就安排他入司任职，后来王安石还推荐他兼任太子中允，给太子讲学。
司马光是翰林学士，吕惠卿是太子中允，自然平时免不了打交道，熟悉了吕惠卿之后司马光发现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于是就给神宗进谏，说王安石用了吕惠卿，吕惠卿是个奸邪，做了坏事连累王安石被天下人指责，陛下应该把吕惠卿赶出朝廷。
神宗只觉得吕惠卿有学问也有才干，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就给司马光打马虎眼，没当回事儿。
司马光倒是挺为王安石考虑，专门修书一封送给王安石，说吕惠卿这个人是个阿谀奉承的小人，他现在依附于你那是因为你对他有用，以后一旦你失势了，他肯定要出卖你。
王安石同样也没当回事儿，这都哪儿跟哪儿，变法才刚刚开始，正是用人之际，怎么能自断臂膀。
只是王安石不知道，司马光这个人虽然顽固守旧，却对朋友非常讲情义，而且眼光很准。
他屡次提醒神宗和王安石弃用的吕惠卿，是个狠角儿。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经筵专题讲座开讲后，成为太子东宫的一门重点课，神宗自己也经常来听讲。
司马光在讲到汉朝的时候就说了，汉高祖建立大汉，后来汉惠帝汉文帝相继即位，宫廷政变一出接一出，但国家很太平，主要是因为曹参接替萧何任丞相之后政策法令稳定，没有发生变动。
神宗就问了，两汉四百年难道就一直按照萧何的法令运行吗？不需要适当调整吗？
司马光回答说，不仅仅是汉朝，上古时代的夏禹商汤周文这些贤明君主制定的法令，如果一直传承到今天，照样可以确保我们国家太平。汉武帝取消汉初法令之后，国家盗贼遍地百姓民不聊生，这就是新法惹的祸啊。
既然是讲学，那讲师之一的吕惠卿自然也是参加的，吕惠卿越听越别扭，说好的讲学怎么讲着讲着开始指桑骂槐了？
于是吕惠卿反驳司马光说，两汉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敕令，有五年一变的官员考核制度，还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制度，大大小小的调整很多，怎么到了司马学士这里就一成不变了？您是在讽刺朝廷新法呢？
神宗对两汉的变法不熟悉，就问司马光，司马光被吕惠卿拿史实骑脸怼搞得很没面子，转移话题问吕惠卿，三司管钱管的好好的，你们搞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出来干什么？是不是想夺权？
吕惠卿毫不客气，回怼司马光，您现在是翰林学士侍讲，主要工作是给陛下和太子讲学，如果对新法有意见可以上梳，但借着讲学的机会讽刺新法，您这侍讲工作做的称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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